潼南县政协原常务副主席刘发科同志是我的老乡和多年挚友。从我的老家楠木丘到发科老家高庙子，相距不过两三根田坎。很小的时候到后来，一直知道发科的学习能力、内敛的为人处事素养、低调务实的从政品行。发科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有幸受邀为发科兄的著作写几句话，惴惴不安，心怀忐忑，提笔写下这些文字，向发科兄及其所代表的无数扎根基层、默默耕耘的文化传承者与创造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引言：文运与国运的交响

《周易·贲卦》彖辞有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向来是民族精神的命脉，而其最坚实的根基，往往深植于最广袤的基层土壤。

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数默默耕耘于乡土与机关的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生命轨迹与文字实践，共同编织了一幅幅生动而深刻的文化图景。刘发科先生及其洋洋数万言的《笔耕之旅》，正是这幅图景中一处尤为坚实、丰饶且独具韵味的所在。

发科生于1955年潼南新林公社高庙子乡间，其人生轨迹与共和国数十载发展历程深度交织。从田间“黄泥巴脚杆”到潼南师范学子，从乡村教师到县委、县府文秘骨干，再从政府机关的官员到县政协领导、文化传播者，最终凝练为八卷本《笔耕之旅》——这既是一部个人生命史诗，亦是一卷观察中国基层社会变迁、体悟文化传承与创新、见证知识分子担当与情怀的珍贵文本。

本文旨在通过对发科其人其文的肤浅解读，提炼其笔耕生涯所蕴含的普遍性规律与启发性价值，以期为当代及后世的文化书写者，提供一份来自实践深处的镜鉴。

根植乡土：文脉最深厚的滋养源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任何真挚而有力的文字，必有其深植的土壤。发科先生的文学生命，其最初的、也是最持久的滋养，正来自潼南的山水田畴与民间生活。

苦难中的淬炼。先生幼时家境之困顿，已至“米缸见底”、“烧牛屎煮饭”、“乞二两煤油钱以夜读”的境地。这令人想起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的勤苦，亦与王充《论衡》“居不幽者思不远，身不约者智不广”的古训暗合。

然而，正是这般生存的窘迫，反向激发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长辈口中“读得书多当大丘，不种庄稼自然收”、“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质朴民谚，与经典典籍中的劝学箴言（如《荀子·劝学》“学不可以已”）在生存的底层逻辑上奇妙地共鸣，铸就了发科先生最初的、也是最坚韧的向学之心。这份源自生存驱动的学习动力，因其切身与迫切，反而比任何外在的教条都更为深刻持久。

实践中的启蒙。1972年返乡务农期间，发科先生组织文艺宣传队，将农事感悟“凝练成自由诗，以凤阳花鼓的悠扬唱腔谱成文艺节目”，并撰写农业通讯稿。这已非简单的业余爱好，而是自觉地将文艺创作与生产实践、群众生活相结合的早期尝试。它暗合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也预示了他日后文字始终“接地气”的特质。为新林公社广播站、潼南县广播站撰稿的经历，更使其文字获得了最初的公共性——声音随电波穿越乡野，文字的影响力第一次超越了个人范畴。这种“从田野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写作起点，为其一生的笔耕奠定了“在场”与“务实”的基调。

所以，真正的文脉，始于对脚下土地与身边人民最朴素的共情与书写。苦难可化为精神的沃土，实践是最好的创作课堂。此为“笔耕”得以深植之根。

淬炼于公门：“以文辅政”的技艺与境界

1983年进入党政机关，是发科先生笔耕生涯的关键转折。二十三年文秘工作，使其文字从乡土的、个人的抒发，系统性地升华为公共的、治理的工具。

这个过程，是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文章经国”思想的现代实践与深刻体悟。

多重文体的自觉锤炼，在机关，发科先生需同时驾驭两类文体：一是政府工作报告、调研报告、政论文等“公文体”，要求严谨、准确、有逻辑、有高度；二是诗歌、散文、人物传记乃至文艺节目脚本等“文学体”，追求感染力、形象性与审美价值。这种“双轨并行”的写作训练极为难得。它要求作者在“庙堂之文”的庄重与“江湖之文”的灵动间自由切换，其本质是思维与表达方式的灵活转换。这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双重能力”：既擅奏议策论（如贾谊《治安策》、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亦工诗词歌赋（如欧阳修、苏轼）。发科先生于此的长期实践，使其文字兼具“史家之笔”的实录精神与“文士之才”的飞扬文采。

“笔墨见功夫”的日常修行。先生秉承父训“字是打门锤”、“字无百日之功”，数十年苦练书法。从手写各单位电话表解同仁之急，到题写书名牌匾，一手好字成为其人格与专业素养的直观外显。这不仅是技艺，更是修养，是“诚于中，形于外”的体现。《礼记·大学》言：“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一丝不苟的书写，正是“诚意”在微观处的体现。在数字时代来临前，笔墨功夫是文秘人员的基本功，也是赢得尊重、有效沟通的“软实力”。发科先生于此的专注，是对传统“书如其人”观念的躬身践行。

从“执笔吏”到“建言者”的角色深化。文秘工作不仅是记录与传达，更是参与治理的过程。撰写调研报告、政论文，需要对县情民意的深入洞察，对政策理论的准确把握，对问题对策的缜密思考。这使得发科先生的笔耕，从“为文而文”升华为“为事而文”、“为治而文”。其文字成为连接政策与实施、领导与群众、理念与现实的重要纽带。这正体现了曹丕《典论·论文》所推崇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深层内涵——文章的价值，在于其对现实事务的参与和推动。

机关文秘生涯是文字工作者“经世致用”能力的绝佳熔炉。它锤炼的不仅是文字技艺，更是胸怀、眼界与担当。将个人才情融入公共事务，是“笔耕”实现社会价值的关键一跃。

开拓于平台：从个人书写到文化建构

2010年，发科先生创办并主持《协商与议政》杂志，标志着笔耕生涯的又一次升华：从个体的书写者，转变为文化平台的搭建者、公共议题的策划者、多元声音的组织者。

平台意识与历史自觉。提议创办政协杂志，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创作的文化建设自觉。发科先生意识到，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平台，来系统性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畅通资讯渠道、荟萃真知灼见、反馈民生呼声、汇聚建言良策，资治通鉴本地文史”。这与孔子编订《春秋》“使乱臣贼子惧”的史家自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抱负，在精神层面有相通之处——皆旨在通过系统的文字工作，达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目的。《协商与议政》十五年出刊55期，刊文300余万字，成为潼南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品牌，其影响力远超任何单篇个人作品。

把关人与综合者的角色。作为主编，发科先生“从严把好四道关口”：政治方向、办刊宗旨、政协风格、窗口桥梁作用。这要求他不仅是作者，更是编辑、策划、审核与传播者。他需要兼容并蓄各方声音，平衡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让杂志既保持高度，又接地气。这个过程，锻炼的是宏观的文化把握能力、敏锐的舆论嗅觉和高超的编辑统筹艺术。它类似于刘向、刘歆父子校勘群书、编纂《七略》，或萧统编选《文选》，旨在通过选择、整理、呈现，构建一个有序的、有价值的知识与舆论空间。

从内部刊物到全国影响的跨越。杂志从“名不见经传的内部刊物”，成长为“深受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作者与读者喜爱”的综合性刊物，这一历程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文化传播案例。它证明，只要定位精准、内容扎实、办刊得法，植根于地方的文化产品同样可以拥有广泛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这为当今许多地方性文化刊物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真正的文化耕耘者，终将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引领风尚，是“笔耕”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亦是知识分子“立言”价值的更高体现。

通达于时代：传统文心与新媒体共振

2020年，年届六五的发科先生受邀成为中共重庆市委党建门户“七一客户端”特约专栏作家，并在其上持续发表作品。这一举动，极具象征意义。

终身学习与时代同步。在数字新媒体已成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代，许多传统写作者面临“失语”的困境。发科先生主动拥抱新媒体平台，学习新的传播语态（如创作“100字令宝塔诗”等适应网络阅读的文体），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开放心态与学习能力。这正践行了《礼记·学记》“教学相长”与《论语》“学而不厌”的精神，也印证了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求知态度。笔耕之旅，本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学习与探索之旅。

内容为王的不变真理。发科先生在七一客户端发表的作品，题材广泛，从《潼南柠檬赋》《太安鱼赋》等乡土风情，到《十年砥砺奋进 数说丰功伟业》等政论感言，其内核依然是他数十年来积累的深厚学养、乡土情怀、实践思考与文学功底。新媒体只是渠道和形式的革新，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内容的深度、温度与独特性。这再次证明，无论技术如何变迁，扎实的内容创作能力永远是写作者的根本。

传统“立言”精神的当代回响。发科先生通过新媒体，让关于潼南历史、文化、发展的思考，让一个基层知识分子的观察与建言，在更广阔的网络空间传播。这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士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情怀的现代表达，也是“立言”以求不朽的古老理想，在互联网时代找到的新路径。文字的力量，藉由新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与速度。

笔耕的真谛在于“耕”的精神——不断开垦新土，适应新境。形式随时代而变，但文心之真、之深、之切，是穿越任何媒介都能直抵人心的永恒力量。

《笔耕之旅》的深层意蕴与当代启示

纵观刘发科先生五十余载笔耕生涯及其结晶《笔耕之旅》，我们可以梳理出几条超越个人经历、对当代文化书写者具有普遍启示的规律：

启示一：“知行递进”的螺旋上升路径。发科先生的创作历程，清晰呈现为“乡土实践（知于行）→机关锤炼（行促知）→平台建构（知导行）→媒介拓新（行广知）”的螺旋式上升。每一阶段，都是“知”（认识、思考、写作）与“行”（工作、职务、社会活动）的深度互动与相互提升。这完美诠释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精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脱离了实践的“知”易流于空泛，缺乏思考的“行”则难以上升为智慧。笔耕的真正深度，来源于生命经验的广度与思考的穿透力。

启示二：“道器并重”的完整文人修养。科先生既重“道”——文章的思想、主旨、价值观（如坚持正确方向、服务大局、心系民生），亦重“器”——文字的技艺、书法的功力、编辑的方法、乃至适应新媒体的能力。这继承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面修养观。在当下专业化过度细分、往往“道”“器”分离的语境下，先生这种既怀抱经世之志，又锤炼百般技艺的“通才”式修养，显得尤为珍贵。它提示我们，真正的文化创造者，应是思想与技艺的统一体。

启示三：“守正创新”的平衡智慧。在数十年的文字工作中，发科先生始终把握着诸多平衡：坚守党性原则与增强刊物可读性的平衡，突出政协特色与兼容各方声音的平衡，深耕本土题材与寻求广泛传播的平衡，继承传统文化形式与探索现代表达的平衡。这种“允执厥中”（《尚书》）的智慧，使其创作与工作既能根脉牢固，又能枝叶繁茂；既不偏离方向，又能充满活力。这对于任何在复杂环境中从事文化创造的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启示四：“文脉即人脉”的生命书写本质。《笔耕之旅》八卷，体裁包罗万象，题材跨越数十年，但其核心线索始终是清晰的：一个生于潼南、长于潼南、服务于潼南的知识分子和市管领导干部，用他全部的学识、情感、经历与思考，对他所挚爱的土地和所处的时代，所做的一场持续而深情的记录与对话。文脉，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血脉在时空中的延伸。发科先生的笔耕，实则是其生命历程、精神世界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完整映射。这启示我们，最动人的文章，往往就是最诚恳的生命告白；最坚实的文脉，就生长在最真切的人生体验之中。

笔耕不辍，薪火相传

《庄子·养生主》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刘发科先生以半个多世纪的坚守，点燃并持守了一簇明亮的文火。这簇火，从贫寒农家的煤油灯下萌生，在公社广播站的电流中初试光芒，于县委县府的公文案头淬炼得更加理性而灼热，又在《协商与议政》的平台上汇聚成更温暖的光亮，最终通过七一客户端的网络，将潼南的故事、基层的思考、一个传统文人的当代实践，播撒向更远的时空。

《笔耕之旅》的出版，不仅是对过往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开启。它向我们证明，在宏大叙事之外，那些植根于具体土地、投身于具体工作、关怀于具体民生的、真诚而执着的个体书写，同样构成了时代文化交响中不可或缺的坚实声部。它告诉我们，笔耕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名动天下，而在于是否以赤诚之心，记录了真实，参与了建设，温暖了人心，传承了文明。

“文字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笔墨之途，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此言，正是发科先生一生笔耕精神的最佳注脚。愿这部《笔耕之旅》，能成为一盏灯，照亮更多在文字沃土上默默耕耘者的前路；愿这份从泥土中生长出来、在公门中淬炼过、在平台上拓展过、在时代中更新过的文心与笔力，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是为序。

[本文作者系六届重庆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副主任（正厅局长级），二级研究员、编审，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才。曾任六届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党刊分会主任委员，二届中国期刊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 新重庆-重庆日报

编辑 周弘敏

责编 胡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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