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教授，因为在直播间里说了一句常识性的真话——“孩子分零食没得到回赠属于日常交往摩擦，不是校园霸凌”，竟然招致对方家长长达两个月的“连环举报”。无休止的核查问询、情况说明，让一位学者的正常工作几近停摆。近日，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果，确认沈奕斐副教授点评专业客观，未给予其任何处分。这场荒诞的风波虽然平息，但它所撕开的现实切口，却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这显然已经不止于一场家校恩怨，而是一起典型的社会治理事件。它折射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数字化时代，当“零门槛、零举证、零后果”的投诉渠道被部分情绪化个体滥用，泛滥成灾的“滥诉式举报”，正成为空耗公共资源、绑架社会各行各业的“整人利器”。 

不知从何时起，维权平台变成了部分人宣泄私愤的舆论公器。中央权威媒体《半月谈》曾披露过一组令人震惊的官方数据：我国西南某基层教育局在8个月里，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最终查实基本属实的仅有7起，不实率高达94.5%。这意味着，有超过九成的举报纯属子虚乌有。而在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个为了自证清白而配合调查、来回奔波、耗尽心力的个体，以及被大量空耗的行政资源。

复旦大学沈奕斐副教授回应视频截图 图源：“浙江新闻”微信公众号

这种“滥诉”之所以能横行，根源在于背后畸形的成本博弈。如今，市民热线、政务平台、社交媒体触手可及，举报不仅零成本，甚至成了某种稳赚不赔的施压手段——举报成功了能满足一己私利，举报失败了也无需承担任何实质性后果。这种极其不对称的博弈，客观上反向激励了“巨婴式维权”和恶意举报。只要自己不顺心，就能动辄给对方扣上一顶“原则性”的大帽子，逼迫公共权力介入。 

更让人揪心的是，部分管理部门在面对投诉时，往往被“维稳焦虑”与“舆情焦虑”牵着鼻子走。为了尽快平息事态、规避舆情风险，一些单位习惯了“各打五十大板”甚至“和稀泥”，哪怕明知被举报者无过错，也往往先让其“认个错”“道个歉”。这种“按闹分配”的治理惰性，看起来平息了眼前的风波，实则是在割肉喂鹰。它不断发出错误的信号：越不讲理越被满足，越讲理越被牺牲。 

当恶意没有代价，善意就成了最大的牺牲。在这场“多输”的困局里，当认真履职、说句真话要付出长达数月的自证成本时，全社会都将陷入冷漠的“被动防御”状态。老师们为了消极自保，开始选择“保持微笑、克制礼貌”，不再动真情、不敢拉一把；医生们为了规避投诉，可能会选择过度检查、墨守成规；基层干部为了少惹麻烦，可能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老师只能“弯着腰”教书，又如何教出“挺直脊梁”的学生？如果实干者个个如履薄冰，这个社会还靠谁来开拓创新？ 

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怕有分歧，怕的是规则悬空、治理隐身。相关平台和治理部门决不能退到幕后当“和稀泥”的调解员，而要敢于站到中间，理直气壮地厘清合理维权与无理滋事的边界。要在事前划出正当履职的安全区，更要在事后拉起针对恶意举报的警戒线，让诬告陷害、捏造事实者付出应有的法律和信用代价。 

保护一个沈奕斐远远不够，只有当法治与规则真正成为实干者的后盾，让恶意举报者“偷鸡不成蚀把米”，正常的社会信任根基才能得以重构，那些心怀善意的逆行者、敢说真话的专业人士，才不至于寒了心。

记者 张   凡

编辑 周小茵（实习）

编审 胡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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