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的张女士为了提取、继承父亲生前银行账户内的十多万元存款，经历了许多波折。她表示，为了证明“我爸是我爸”，她跑了好多趟，耗时一个多月都无法解决。最终，她通过起诉自己年近九旬的奶奶，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方式，才获得了父亲的遗产。

当孙女不得不把九旬奶奶告上法庭才能取出父亲的存款时，这场看似合规的继承手续，实际上把人性逼进了制度的死胡同。法律原本保护继承权的盾牌，此刻却成了割裂亲情的刀刃——这荒诞剧情背后，藏着更深层的制度叩问。

银行要求提供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放弃继承声明，看似严密的风险防控体系，实则是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思维处理最柔软的人伦关系。就像张女士家中明明三代同堂住在胡同大杂院几十年，街坊四邻都能作证的血脉亲情，到了办事窗口却成了“无法自证”的陌生人。这种用纸质证明替代人间温情的逻辑，恰似逼着向日葵用说明书证明自己会向阳生长。

更值得玩味的是解决问题的路径设计。当公证处因调不出奶奶早年的工作档案而卡壳时，司法系统反而成了最便捷的出口。这不正暴露了社会治理的错位吗？本该前置化解矛盾的服务窗口，把老百姓推向了末端司法程序；明明可以用温情调解的家务事，硬生生变成了法庭上的原被告。这种“以诉代管”的怪事，本质上是用程序正义掩盖了服务缺失。

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的制度该有更温暖的解法。就像南方某些城市试行的“家庭公证员”制度，工作人员带着执法记录仪上门，在祖孙围坐的八仙桌前完成继承手续；或者像浙江推行的“身后一件事”改革，通过数据共享让家属在悲伤时刻少跑腿。这些尝试证明，冰冷的条文与温热的人心并非不可调和。

说到底，公共服务不该是精密运转的冰冷机器，而应是能感知人间冷暖的伙伴。当我们在政务服务窗口挂上“最多跑一次”的标语时，更需要给办事流程注入“多问一句”的温度——问清家庭特殊情况，主动对接数据壁垒，在合法合规的框架里寻找最有人情味的解决方案。毕竟，让九旬老人免受法庭传唤之扰，让至亲不必对簿公堂，这才是社会治理应有的文明刻度。（王鹏）

【责任编辑 郭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