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濯桑乡圣地农庄基地，工人忙着采收、装车高原萝卜。（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盛夏六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蓝天白云下，成群的牛羊在一望无垠的草地上撒欢。

刘天波悠闲地坐在草地上，身后传来了藏族小伙扎西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这次有机会上我家喝酥油茶、吃牛肉了吧？”

“不急，等萝卜苗播了来嘛。”刘天波回应。

52岁的刘天波是潼南区桂林街道小舟村人，2017年他来到汉戈村包地种萝卜，不仅盘活了当地的土地，还做大了潼南萝卜产业，带动当地村民一起增收。刘天波的到来，让扎西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萝卜基地的一名管家，更让他实现了从放牧到搞种植的转变。

潼南区桂林街道副主任敬博说，自2010年潼南兴起赴外地包地种萝卜起，15年间，200多名潼南人在四川累计种了170余万亩潼南萝卜，川渝山水之间，也由此“长”出一片合作的新“绿洲”。

破界——

200多名潼南人赴四川包地种萝卜

1995年，敬博毕业后便到潼南县蔬菜办上班。这一年，潼南获批全国第一批“菜篮子工程”建设基地。1999年，获批重庆第一个无公害万亩蔬菜基地。

“有了这两块牌子后，我们又申报了全国首批绿色无公害蔬菜示范县。”敬博说，示范县对蔬菜品种、技术等要求比较高，但当时潼南蔬菜产量、抗病性等都很一般，尤其是圆萝卜，品质品相更是不尽如人意。

为了改变现状，县蔬菜办在科研机构等的推荐下，于2002年在桂林街道双坝社区（原大坝、中坝、小坝村）包了几十亩地，进行长白萝卜新品种的试种。

“这款萝卜品种来自韩国，大小均匀、表皮光滑、无黑斑。更重要的是生长周期短，产量高，亩产达5吨，是老品种的2.5倍。”敬博说，这款萝卜的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涪江、琼江两岸的双坝村、小舟村、大佛坝村等。

2008年，潼南萝卜的种植面积扩大到3万亩，坐上了潼南蔬菜的“头把交椅”。面积的陡增，很快引起敬博的注意，“得赶紧找市场！”

蔬菜办立即召开专题会，同时邀请桂林街道以及各村书记、种植大户代表等10多人，带上萝卜样品和宣传单，走南闯北找销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就有东北经销商来到潼南拉了40多吨萝卜。“客户反馈萝卜品质好，40多吨萝卜两天就被抢购一空。”

第二年，潼南萝卜的口碑持续发酵，萝卜采收季时，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北、广东等10多个省的批发商，接连不断涌入潼南买萝卜。为了能抢到萝卜，经销商甚至要提前一天，住到村民家里。

销售的火爆，让村民们发现了商机，他们测算，种一亩萝卜，平均成本为每斤一毛钱，只要高于这个价，就有钱赚。于是当年便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回到潼南老家包地种萝卜。

很快，潼南境内的涪江、琼江两岸的冲积坝便发展起了成片的萝卜。包地成本随之水涨船高，连一些土层薄的石谷子地也涨到了每亩800元—1500元，甚至还出现了“无地可种”的情况。

刘天波也遭遇了这个尴尬，他开着车在涪江边转了三天都没租到地，突然想起涪江上游的广袤土地：“为何不去隔壁四川找地来种植潼南萝卜呢？”

互补——

在高原上实现反季节萝卜种植

赴四川种萝卜，刘天波算是一个先行者。

“与别人包地种萝卜不同，我种的是高原萝卜，品质更好。”6月18日上午，他向记者聊起在理塘县濯桑乡汉戈村种萝卜的经历。

高中毕业后，刘天波先后进过厂、干过建筑，2000年转行跑长途拉蔬菜。正是这份走南闯北的工作，让他对蔬菜行情了如指掌。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一农业企业，工人在清洗萝卜。

刘天波跑长途拉蔬菜的几年间，正好赶上潼南萝卜的价格一路上涨，他敏锐捕捉到这个商机，2005年便回到潼南小舟村试种了10多亩萝卜，当年便实现盈利。2006年，他的萝卜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余亩，又一次挣了钱。

“见我们赚了钱，每年有好几十人回来包地。”他有些担忧的是，“萝卜种植技术要求不高，管理难度也不大，要是都回来种，这些萝卜又该卖给谁？”

潼南萝卜有入口化渣、脆嫩多汁等特点，深受市场欢迎，但短板也很明显——集中在春冬两季上市，夏季为空窗期。2016年刘天波决定错季种萝卜，可重庆夏季气温高，不适宜萝卜生长，又该到哪去找适宜的土地？

2017年，他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四川理塘县平均海拔在3600米，夏季气温20多摄氏度，还有大片的闲置地，要不过来看看？”

初到理塘县，刘天波一眼便相中了汉戈村，并以一亩500元的价格，包了10亩地进行试种。

潼南萝卜适宜生长的温度在5—25摄氏度，汉戈村夏季白天的气温刚好能满足，唯一有些影响的是昼夜温差较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天波在潼南当地筛选了10多个耐寒的品种，经过对比实验，最终找到2个表现优异的萝卜品种。

种子问题解决后，刘天波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高原反应——他从潼南挑选的工人到汉戈村后，许多人出现了身体不适，流鼻血、头晕是常事。当地牧民不会种植萝卜，刘天波只好从零开始教他们种植技术：“开起垄机时，方向盘要往左打半圈、施肥得离根须10公分……”如今的基地里，藏族老乡们经过学习，都能熟练操作播种机了。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一农业企业，工人在搬运萝卜。

随着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萝卜迎来了丰收。与在潼南种植的萝卜相比，高原萝卜产量更高，口感也更香甜化渣。第二年，刘天波在汉戈村以及周边村庄，连片包了3500亩地，规模化机械化种萝卜。

如今在他的带领下，当地的萝卜种植发展到5000多亩，带动100多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元，州里的领导来调研时，指着连片的萝卜地说：“这是川渝合作的‘绿色油田’。”

合作——

在跨省种植中蹚出品牌升级路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广兴镇一萝卜基地喜获丰收。工人正采收萝卜。

随着到四川种萝卜的潼南人越来越多，在四川的潼南萝卜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到13万亩，年产量超100万吨，四川也藉此跃升为全国前列的萝卜种植区域，潼南萝卜拥有了更高的辨识度和溢价能力。

62岁的刘世平是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社区一组村民，种萝卜已有16个年头。2009年，他和朋友合伙，在双坝社区包了600多亩地种萝卜。2013年，他

又来到四川蓬溪县红江镇，包了400亩地继续扩大萝卜种植。

由于管理精细，老刘种的萝卜不仅个头大，色泽嫩白，还获得了市级绿色蔬菜认证。有了这块牌子，刘世平家的萝卜销得更快，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客商。

一次，山东客商从刘世平家拉走了两车萝卜。由于包装上没有品牌标志，到了山东后，客商将他家的萝卜与江苏产的萝卜混在一起出关，结果被海关以农残超标为由，将这批萝卜扣了下来。自家明明没有打农药却有农残，刘世平越想越不服气。在他的坚持下，海关等工作人员来到基地，对萝卜和土壤进行抽检后，发现潼南萝卜的农残数据全部达标，这场“萝卜冤案”才得以平息。“我们有绿色认证、出口认证，可没自己的牌子，就像孩子没名字，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他一边说一边叹息。

种了28年萝卜的种植老手奚正猛，也遭遇类似的窘境。他技术好，在四川射洪包了900亩地雄心勃勃搞起萝卜种植，为了扩大销路，他花几十万元打造了自己的萝卜品牌，可超市采购经理却说：“贴你们的牌子卖不动，得换牌子。”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做贴牌生意——让收购商买走自己的萝卜后，在包装上贴上其他的logo，“自己辛苦种出的好萝卜，最后给别人做了嫁衣。”

潼南农业农村委蔬菜站站长陈启武坦言，近年来，随着赴四川种萝卜的潼南人增多，潼南萝卜在全国的知名度、影响力逐渐提高，但由于没有共用的区域品牌，萝卜的溢价能力有限。

如今，“奚正猛们”的苦恼，有希望得到排解。利用前不久潼南萝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契机，潼南发力做响做靓“潼南萝卜”品牌，并授权给赴四川种萝卜的200多名种植户使用，合作抱团做大潼南萝卜产业，共同孕育好川渝这片新“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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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突破到产业共富

15年间，200多名潼南人，跨越行政区划和山水阻隔，累计在四川种植了170余万亩萝卜。这场跨省耕耘，不仅打破了地理边界，更在乡村振兴的深水区划出了一道发光的轨迹。

在记者看来，潼南萝卜破界发展至少有三点启示。

一是地域瓶颈也可以成为跨域创新的跳板。涪江两岸的土地在2010年前后涨到每亩1500元时，潼南人完成了从被动外流到主动破界的探索实践。土地资源的天花板没有成为桎梏，反而激活了“涪江往何处流，萝卜就往何处种”的开拓勇气。

刘天波溯流而上找到高原净土，刘世平顺江而下开辟丘壑梯田，这场集体向外的农业远征，实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地矛盾”的一次破题尝试。这种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乡村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正从行政区划的封闭系统走向流域经济的动态循环。

二是农产品在标准化生产过程中需要强化品牌意识。“贴牌卖菜”的现实困境暴露出农产品工业化进程的深层矛盾。当奚正猛花费数十万元自创品牌却难敌市场惯性，当刘世平的绿色萝卜被混装后遭遇“农残冤案”，潼南人在萝卜产量跃升后遭遇的瓶颈，恰恰是中国农产品从“种得好”向“卖得俏”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发展农业，不仅需要标准化种植的硬实力，更需要构建品牌认知的软实力。政府推动“潼南萝卜”区域品牌授权的举措，正是在尝试突破分散经营的困境，以集体品牌重塑市场议价权。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平衡。回溯潼南萝卜30年历程，从“菜篮子工程”的政策东风到“赴川种菜”的市场选择，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始终清晰可见。

蔬菜办当年组织东北客商打通销售渠道，如今借助“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构建品牌优势，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持续赋能，揭示出乡村振兴中公共服务的真谛：既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又要以制度供给解决个体无法突破的系统性问题。

总之，这株萝卜揭示的，正是一条打破地域界限、携手共富之路。期待这片川渝共育的“绿洲”，能孕育出更多打破常规的生长奇迹。

来源：新重庆-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