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南大佛寺历史脉络考述

宗 性

绪 言

潼南大佛寺，座落在今潼南城区西北定明山麓，背依悬岩，面临涪江，因供奉室内石凿“八丈金仙”大佛而得名。

潼南区隶属重庆市，东晋宁康元年（373）建制设县。现潼南疆域系1912年，分划遂宁县所辖上安里、中安里、下安里，蓬溪县东北里（即东乡）合并而成，初名东安县。1914 年改称潼南县。2015年撤县设区。

大佛寺曾属遂宁县上安里，要了解有关大佛寺历史、文化等情况，需查阅清代四次编修的《遂宁县志》及民国《潼南县志》等文献及碑刻。

潼南大佛寺，是潼南境内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潼南大佛既是潼南的文化地标，也是潼南人民的精神图腾（不限于宗教信仰），更是潼南籍游子记住乡愁的情感符号。但对于潼南大佛的雕凿、凿成人的身份、历史变迁等问题，目前尚存在不少疑惑。笔者身为潼南籍方外人士，怀着对家乡的眷念，通过相关文献的疏理，力求对上述问题有所厘清。

一、大佛与南禅寺（寺与像）

大佛寺最初名南禅寺，有文献记载南禅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因此，大佛的初凿时间，传统上一直沿用与南禅寺建寺于咸通年间同期的说法。

2010年潼南大佛保护维修工程期间，在大佛龛左侧壁，与佛像眼部大致平行的位置新发现唐代、宋代两则题记，其中一则唐代题记的内容是“七月廿一日兩人/長慶四年/十壹月十七下手三人/至十二月廿日/”，另一则宋代题记的内容是“丙午年三月三十日下半身石……/中江县……/至四月十五日”。这则宋代题记的下方，因后来修建“大像阁”时，为承托顶楼大樑而设置的三根支撑圆木被凿了一个长方体孔而毁掉部分内容，致使题记信息残缺不全，但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唐代的题记中，长庆是唐穆宗李恒的年号，长庆四年即公元 824 年。这则题记的发现，为研究大佛雕凿起始时间带来了新的信息，有研究人员遂将唐代长庆四年定为大佛初雕纪年。

长庆四年的题记，与宋代题记内容相比较，宋代题记竖排共三行，从右至左排列。唐代题记也是竖排，共四行，但三行月份、日期是从左至右排列，年份是夹在第一行与第二行月份、日期之间的，与传统从右至左书写方式不符，说明这则唐代题记不是同一时间完成的。唐代题记与大佛头部位置距离不远，与大佛雕凿有极大的关联无疑，但是否就是大佛初凿时留下的题记，从目前内容上看，似乎还不够充分。但这则题记的新发现，其价值在于将传统认为大佛初凿时间在唐咸通年间提前了近半个世纪。

笔者以为，要确定大佛初凿时间，应放在定明山摩崖造像的大范围来考察。定明山摩崖造像，以大佛之乡村公路为界，划分为东岩、西岩两处。东、西两岩相距 500 余米，其造像龛号皆分别从东向西编号，东、西两岩造像群共计126龛，928尊。东岩自大佛阁右侧百余米处之鹰岩起，至麻雀岩止，编为1—27号，有 220 尊造像。西岩在大佛阁西，约里许，俗称岩洞湾，又称千佛岩，编为1—99号，有 708尊造像。其中，大佛造像编号为东岩 14 号龛，也就是大佛阁。

定明山摩崖造像，从考古研究成果中可知，东岩8号、9号、10号、11号龛雕凿于隋代，其中 11 号龛有“开皇十一年（591）作”的造像题记，8号龛有“大业六年（610）三月廿日作天尊像/弟子杨佛讚造敬记”的造像题记。说明定明山摩崖造像早在隋代就开始雕凿了，但这一阶段尚没有寺院建造的文献记载。

东岩1号龛，西岩2号【大中十二年（848）】、18号（元和十三年（818）、33号（大中七年（853）、36号、37号、42号、69号（大中七年（853）、76号（大中七年（853）、79号（大中八年（854）、80 号（大中九年（855）、82 号龛（大中十年（856）等，根据题记判断，基本上都是雕凿于唐元和到大中之间。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在定明山麓雕凿摩崖造像已经有相当规模，也说明这一时期本地区的佛教信仰已十分盛行。

据有关文献记载，定明山上的南禅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从时间上看，南禅寺的建造晚于定明山摩崖造像有明确纪年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断，在定明山麓，摩崖造像的兴起，早于佛寺建造。

从唐长庆四年题记来看，目前虽还不能确定长庆四年一定就是大佛的初凿时间，但长庆时期是处于唐元和到大中之间的时间段，无论长庆四年是否是大佛的初凿时间，可以肯定的是长庆时期在定明山麓有造像雕凿活动。

据宋以后的文献资料记载，大佛在唐代已完成佛首的雕凿，到北宋靖康元年（1126），大佛全像雕凿工程得以持续推进，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圆成。

从目前来看，大佛的初凿时间虽不能确定，但从现存文献及碑记来看，在定明山麓一带，隋代先有摩崖造像的兴起，继有中唐大规模造像及南禅寺修建，有了南禅寺的建造，本地区的佛教信仰有了依托，为唐代、宋代大佛造像的雕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佛的佛首初凿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隋至中唐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中唐，下限至少不会晚于长庆四年。 

二、大佛与大佛阁（像与阁）

目前，研究大佛雕凿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是《南禅寺记》，而这篇文献的碑刻现存大佛龛右侧石壁。碑文是南宋敷文阁直学士（从三品）冯楫①撰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由太府少卿（从五品或正六品）赵沂②书并篆额，亁道改元（1165）刋石。乾隆五十二年（1787）《遂宁县志》、光绪《遂宁县志》、民国《潼南县志》均载为《南禅寺记》。冯楫原题碑文为“遂宁县石像记”，赵沂篆额为“皇宋遂宁县刱造石佛记”。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误署为赵沂撰，是将书丹者赵沂误辨为撰文者所致。

现存碑刻与文献比较，碑刻末后有“修造道者王了知、蒲智用，知事僧智明，知阁净信大师德修，前住持赐紫沙门光俨，住持传法沙门惠寿，乙酉（1165）乾道改元中秋日刋石”一段具体内容，这段内容包含了南宋时大佛雕凿及大佛阁营建的参与人等重要信息，其研究价值显而易见。目前，研究人员对文献重视程度较高，大概是易于查阅的缘故，而碑刻末后的内容长期被忽视。

据《遂宁县石像记》碑载：“遂宁府外，邑曰遂宁，出郭二里有南山，山有院，旧号‘南禅’。”这与其它文献记载定明山麓佛寺始建时名“南禅”相符。该碑记又称：“有岩面江，古来有石镌大像，自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俗呼为大佛。头后有池，靖康丙午（1126），池内忽生瑞莲。是岁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来化邑人，命工展开像身，与顶相称。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称是。”记中说“古来有石镌大佛，从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从文字看，似乎连完整的佛首仍没有完成，只是雕凿出“从顶至鼻”的部分，但又有“俗呼为大佛”的说法。既然连佛首都没有完成，又如何能称之为大佛呢？不知是何原因。但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大佛在宋代接续唐代雕凿的催生者，是来自潼川府中江县的王了知。

王了知是以什么身份参与大佛修造工程，有研究人员从“道者王了知”的记录，解读为王了知是道教人物，民国三年（1914）邱建奎所撰碑记也持此说。笔者以为，此解读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冯楫的碑记中，提及“道者”一词的还有两处，其一曰“并依德修舍缘道者蒲智用协力”，其二曰“修造道者王了知、蒲智用”。在佛教有关传记文献中，“道者”通常用于对在家佛教信徒的特称，其中有专指皈依佛门的在家信徒，也有别指不剃度而居于寺院修行的佛教信徒。此中提及的僧人德修大师，是推动大佛雕凿及大佛阁建成的重要人物。从碑记中看，蒲智用是依止德修大师俢道的在家信徒无疑，“舍缘道者”是指摈弃世缘的修行之人，说明蒲智用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在家信徒，还是依止德修大师摒弃世缘居于寺院长期修道的佛教信徒，是以碑记中称蒲智用为“依德修舍缘道者”，因此德修大师与蒲智用存在师徒关系。王了知与蒲智用都是“道者”的身份，王了知名讳前冠用的“道者“一词，自然不应解读为道教人物，他与蒲智用一样，是潜心修道的在家佛教信徒，被统称为“道者”。在南宋时期，将潜心修道的在家佛教信徒称为“道者”，在定明山麓大佛修造工程时不是孤例。与潼南相邻的大足石刻的创建者赵智凤，是修习唐密的佛教徒，也被称为“道者”，如《舆地纪胜》中记载：“宝峰（鼎）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 但是，由于在大佛修造工程中，王了知比蒲智用发挥的作用更大，所以刋碑时将王了知的名讳置于蒲智用前。

从碑记中“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来化邑人”一句可知，王了知于大佛修造工程有催生之功。“来化邑人”一语，既可理解为来教化本地区的善信，也可理解为来向本地区民众募化资金。王了知“来化邑人”之前，定明山麓南禅寺中的放生池有瑞莲出现，这为当地善信增添了续雕大佛的信心。有了善信或资金基础，才能“命工展开身像”，推动大佛全像雕凿。由此可知，王了知在整个大佛修造工程启动阶段，其身份类似后世民间信众在寺院建设中肩负召集职责的“会首”。据碑记所载，“越明年丁未大水，水流巨木至岩下，遂得以为大殿，并虚处杰阁。”也就是建炎元年（1127），在大佛全像雕凿刚启动一年，涪江遇大水，沿水流冲来巨木，至定明山岩下堆积，世人理解为此是“天助”，王了知等人借势开始大佛阁的营建。由此可知，大佛全像雕凿与大佛阁的营建，只是相隔一年就同步推进的。时隔九年后，到绍兴五年（1135），大佛阁才营建一层，王了知

突然辞世，成为大佛修造工程的遗憾。

另，从碑记末后文字内容可知，大佛修造工程应该是集体协作完成的。除“俢造道者王了知、蒲智用”之外，还有“知事僧智明”“知阁净信大师德修”“前住持赐紫沙门光俨”“住持传法沙门惠寿”。碑记中僧、俗二众的名讳前，都冠明了身份及职务。

智明大师不仅是僧人，而且还是寺中的“知事”，也称“执事”。在大佛修造工程中，智明大师发挥了一定的协助作用，因为寺院的执事不止一人，刋碑时特别列出智明大师的名讳，足以说明他与寺中其余执事相比，参与大佛修造工程出力较多。

德修大师在大佛修造工程中，应该是起到了主导作用，他是王了知辞世的情况下，在蒲智用协助下继力完成大佛全像雕凿及五层大佛阁完成的有力推动者。从赵夔《道过遂县泊舟瞻大像有作》题咏诗刻石有“绍兴甲子八月八日”的题记可知，大佛全像在绍兴十四年（1144）已基本成形，赵夔才有可能“泊舟瞻大像”。绍兴二十一年（1151），大佛全像及大佛阁竣工，经过“復入细磨礲”的佛像“宛如塑出”。绍兴二十二年（1152），德修大师远赴泸州，将“佛已成，阁已就”的喜讯告知泸州知事冯楫，并请冯楫为大佛全像雕凿及大像阁营建工程撰文为记。碑记中有两处提及德修大师的身份，一处是王了知辞世后，大佛修造工程“寺僧德修继之”，一处是 1152 年德修大师赴泸州时是“主僧德修”。从“寺僧德修” 到“主僧德修”称谓的变化，可以看出德修大师在大佛修造工程中，由参与者逐渐成为了主导者。德修大师名讳前冠用“知阁”一词，盖是与营建大佛阁相关，

又冠用“净信”与“知阁”连称，应是对德修大师在大佛全像雕凿及大佛阁修造工程中的功德予以褒扬。

关于德修大师，民国《潼南县志》已为其单独列传，如该志记载：“德修，宋南禅寺主僧，承道者王了知后，与道者蒲智用协力建成大像阁。复入细磨礲，佛像宛如塑出。远赴泸南化冯安抚使功德，以金彩妆饰成佛。于是大佛名著于蜀中，遐迩具瞻，咸叹钜工希有，德修力也。修后又入蓬溪，与祖善奔走水陆缘化，增修净戒院，依院岩为释迦弥勒二大像，设重阁三层。”此中对德修大师在大佛全像和大佛阁营建时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大佛名著于蜀中，遐迩具瞻，咸叹钜工希有”，乃“德修力也”，这一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代表了后世对德修大师在大佛建造工程中功德的铭记。但记载中提到的德修大师在完成潼南大佛建造工程后，又转入蓬溪，与祖善增修净戒院大佛一事是否属实，仍值得研究。净戒院，在蓬溪县西四十里，即大佛寺，唐乾宁间(894-897)建，初名大轮寺，北宋改净戒院，宣和五年重修。至明季寺圮，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复建。因有古大佛像，故亦名大佛寺。德修大师与祖善雕凿净戒院大佛事见李孝端撰《宋

遂宁府蓬溪县新修净戒院记》，民国《潼南县志》所记德修大师与净戒院大佛开凿事的资料，应是来源于李孝端所撰碑记，该志将推动潼南大佛修造工程的德修大师与完成蓬溪大佛的德修大师视为同一人。但据笔者考察，这两位德修大师是否是同一人，还存在疑惑。虽然蓬溪、潼南两地相邻，但净戒院碑记中记载德修大师在宣和五年（1123）已“归寂既久”，与定明院德修大师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还健在的情况不相符。潼南大佛续雕是始于 1126 年，而蓬溪大佛在 1123 年之前已完成，这与民国《潼南县志》所说德修大师是在潼南大佛圆成后“又入蓬溪”，“增修净戒院，依院岩为释迦弥勒二大像”的情况不相符。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两位德修大师应该不是同一人。但从地理位置相近、前后相差只有几年，推动两处大佛雕凿的德修大师同时出现的情况，又着实令人费解。

光俨大师，是大佛修造工程期间的寺院住持，从名讳前冠用“赐紫沙门”一词来看，他在当时全国佛教界是有极大影响力的。赐紫沙门是指僧人被皇帝赐予紫色袈裟，以示对其尊崇。由此可见，光俨大师在绍兴时期，得到宋高宗的推崇和礼遇。据冯楫在碑记中记载，南禅寺在宋治平年中（1064—1067），赐额定明院，说明南禅寺在宋代极受朝廷重视。从南禅寺获得赐额、住持赐紫的荣誉来看，足以说明该寺在宋代是有极大影响力的皇家寺院，因此赵沂在为碑记书丹时篆额为“皇宋遂宁县刱造石佛记”，冠以“皇宋”二字，显示出该寺与皇家极有渊源。

以光俨大师“赐紫沙门”的身份可知，他在大佛修造工程中，也发挥了寺院住持一职应肩负的领导之功。至于光俨大师的“赐紫沙门”荣誉，是否是因为领导大佛修造工程而获得颁赐，目前尚不可知。从《题定明大像》题咏诗刻石有“绍兴壬申秋七月甲午住持僧光俨刻石”的题记可知，绍兴二十二年大佛全像刚圆成，阎禹锡便莅寺瞻礼并留下咏诗，同时可知绍兴二十二年时，光俨大师仍是寺院住持。阎禹锡莅寺瞻礼时，大像全身应该还没有穿金严饰，因为冯楫捐俸禄穿金是在德修大师当年春季赴泸州时才确定的，而阎禹锡题诗是当年秋季就完成刻石了。时隔十三年后，至“乙酉乾道改元（1165）”刋碑时，光俨大师已卸任住持，是以碑记称其职务为“前住持”。

惠寿大师，是否参与大佛修造工程，从碑记内容中无法确认，但 1165 年将冯楫撰文为记的内容刋为摩崖碑时，惠寿大师已继任寺院住持，是以碑记称其职务为“住持弘法沙门”。如果惠寿大师在继任住持前，就已经是该寺僧人的话，那他参与大佛修造工程也是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大佛全像雕凿自 1126 开始展开，历经 25 年，至 1151 年圆成。自 1127 年起，开始五层大佛阁的营建，至 1151 告竣，历时 24 年。在大佛全像

雕凿及大佛阁营建中，王了知、德修大师居功至伟，蒲智用、智明大师协助的贡献也不可忽略，作为时任住持的赐紫沙门光俨大师和后来继任住持的惠寿大师更是功不可没。因此，潼南大佛的凿成，跨越唐宋两朝，历时二百余年，是多人协作、集体完成的智慧结晶。

大佛及大佛阁建成后，在当时应该是备受赞誉而极其有影响力的，这从王象之编纂的《與地纪胜》记载中可以了知。该书记载：“定明院，在青石县三里，唐咸通中建。前依岩石，大像高八十尺，下临江流，僧德修为阁五层以覆之。” 《與地纪胜》是南宋中期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大佛及大佛阁建成不到一百年，王象之不仅记录了大像（大佛）的高度，还记录了德修大师鼎建的五层大像阁，这就说明大佛及大像阁的建成在全国范围内是受到关注的。但王象之在该书中说“定明院”距青石县三里的记录，明显不符，疑是“在遂宁县三里”之误。因为在宋代，今定明山麓一带属遂宁县，治所在今大佛坝（也称下县坝），“定明院” 与大佛坝的距离，与王象之的记录非常接近。

大佛全像雕凿圆成后，德修大师为了让大佛更加庄严，在大佛全像完成第二年就立即推进首次穿金工程。如冯楫在碑记中说：“主僧德修于绍兴壬申（1152）仲春远来泸南告予，佛已成，阁已就，惟缺严饰，化予妆銮。予遂舍俸，以金彩妆，饰妆成，佛如金山，处于琉璃阁中，金碧争光，晃耀天际，遐迩具瞻，咸叹希有。”由此可知，大佛第一次穿金，主要是冯楫捐出个人俸禄而成就的，是否还有其他出资人，目前暂无记载，但第一次穿金的效果是非常殊胜的。

此后，大佛全像还有四次穿金活动。第一次是清嘉庆七年(1802)，本邑善信李思贵，“好善乐施”“于是捐资金匠，毅然一人独任之，未越岁而告成。”此次为大佛穿金共费“银七佰贰拾两整”。第二次是清同治九年(1870)，本邑善信文毓廷、文毓兴、文毓兰，文氏三兄弟“怦然心动，亦思募化众善，大其规模，而囊金颇裕，独醵易成，未数月告竣”，此次穿金用“佛金三十六万九千，共去钱六百串零三千二百文”。第三次是民国十年（1921），本邑众善信发起为大佛穿金，夏籲门、邓万顺总领其事，住持圆全大师及募捐首事文玉田、僧岳灵等十五人共同完成，“总其付去银一千八百”余元，计穿金三十六万六千张。以上三次穿金活动皆留有摩崖碑文记述其事。第五次是 2010 年，潼南金大佛保护维修工程由国家文物局立项，2012 年正式竣工，使这座已有千余年历史的大佛，第五次穿上了“金衣”。此次穿金共用了近 15 公斤黄金、近 30 余万张金箔，耗资上千万元。穿金时的金箔纸仅 0.13 毫米，厚度仅发丝的 1/10。这也是潼南大佛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保护维修。

大佛阁在绍兴二十一年建成竣工时是五重檐阁，经相关专家考察鉴定，是我国最早使用全琉璃顶的古建筑。现存的七重檐阁建于何时？近有研究人员推定为清代雍正六年（1728），据云依于大佛阁内“雍正五年十一月午十（时）立”“庙匠钱/雍正六年/上天”两处石刻文字。笔者以为，这一推定缺乏足够说服力。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所载插图中，刻图显示大佛阁仍然是五重檐阁。

徐香浦在民国十年《装大佛金身序摩崖碑记》中说：“迨至清时，邑之文生，独装金而放光华。世远年湮，庙貌倾颓，金身减色。唐子景鉴倡首阔（扩）修大殿，功圆果证而仙去。邓生利成换梁七重，焕然一新，红册早已注名。”碑记中所说“邑之文生，独装金而放光华”是指同治九年文氏三兄弟为大佛穿金活动。 碑记中所说唐景鉴“倡首阔修大殿”，应是指大佛阁正面扩建的殿堂，唐景鉴扩建大殿“功圆果证而仙去”。碑记中所说邓利成“换梁七重，焕然一新”，应是指邓利成推动大佛阁由五重增为七重一事，由此可知，邓利成是七重檐阁的建成者。从徐香浦称唐景鉴为“唐子”、邓利成为“邓生”的语气来看，一是说明徐香浦在邑中受人尊重、地位较高，另也说明唐景鉴、邓利成是同一时期的人，而且辈分较低。因此，大殿的扩建和七重檐阁的增建应该是在民国初年前后。

另据民国三年邱建奎所撰《大佛外殿落成木刻碑记》中说：“民国纪元之三年春，都人士以新修大佛寺外殿落成，嘱予为记。”这里明确指出大佛阁外殿是在民国三年新建落成的。该碑记中还提到“鸠工庀材，增其新者，葺其旧者，易其腐朽者，治其浸患者，阅两年余始成。”由此可知，七重檐阁的增建，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

三、大佛寺与南禅寺（寺与额）

从现存资料及有关研究表明，在定明山麓，摩崖造像活动早于佛寺的置建。也就是说，在今潼南定明山麓一带，佛教信仰传播是从石刻佛教造像开始的，有了石刻佛教造像的兴起，信仰需求促进了佛寺的营建。而潼南大佛的雕凿与传承，

又与定明山麓所建佛寺息息相关。

定明山麓佛寺始建何时？初建时寺额是什么？历史以来寺额变化如何？康熙《遂宁县志》记载：“大佛寺，在下县，古定明院，唐咸通建，宋赐名定明。崖上旧有石佛首。靖康丙午（1126），道者王了知命工展开身像，高八十尺。建炎元年（1127），僧德修为阁五檐覆之。元废。明宣德间（1426—1435），复又自崖凿石为梯，自江干抵山上，中石磴应声作琴瑟响，盖天下之佳胜也。沿崖多名公题刻，有‘参天捧日’四大字。”这里明确指出定明山麓佛寺建于唐咸通年间，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也沿用“大佛寺，在下县，唐咸通年间建”之说。关于寺额，明确指出是宋代赐额“定明院”，至于初建寺额，笼统的说是“古定明院”。

光绪《遂宁县志》记载：“南禅寺，俗呼大佛寺，即古定明院，唐咸通中建。前依崖石，宋治平间赐额定明，其崖有石佛云。”这里明确指出，宋代赐额是在治平年间，仍沿用“唐咸通中建”，“即古定明院”之说。正式寺额名南禅寺，大佛寺是俗称。

民国《潼南县志》记载：“大佛寺，县西三里，一名大像阁，在壁山下。山上有定明寺，一名南禅院，唐咸通年间建。旧有石佛首，宋靖康丙午道者王了知，命工展开身像，高八十尺。建炎元年僧德修为阁，五檐覆之。山上有庙三层，宋赐名定明院，一名南禅寺，今俗统称大佛寺。”这里明确指出，定明山麓的佛寺分两部分，山崖下称为“大像阁”，山上称为“定明寺”（疑是“定明院”混称），也名“南禅院”，始建于唐咸通年间。这里进一步指出，山上的佛寺有殿堂三重，宋代赐名“定明院”，也称南禅寺。由于世人对大佛的崇敬和信仰越来越广泛，已将山上的南禅寺与山下的大像阁统称为“大佛寺”。

以上三种《遂宁县志》及民国《潼南县志》的记载，关于定明山麓佛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初建寺额的信息，四种志书所说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含混不清的表述。冯楫在碑记开篇即说：“邑出郭二里，有南山，山有院，旧号‘南禅’，本朝治平年中，赐额‘定明院’。”这里明确指出定明山麓佛寺初建时寺额“旧号南禅”。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定明山麓的佛寺置建于唐咸通年间，初建寺额名“南禅”。宋代治平年间赐额“定明院”。元代、明代仍称“南禅寺”，俗称“大佛寺”。清代沿称“南禅寺”，俗称“大佛寺”之风渐盛。

宋代定明山麓佛寺称“定明院”，除文献记载明确外，宋代诗人崔野《定明院（寺）月岩》诗、宋阎禹锡《题定明大像》诗可资佐证。

元代定明山麓佛寺又改称“南禅寺”，元代陈夔仁在《重修鉴亭记》中说：“先君子尝游此县定明禅寺，于乔林胜处，见隶书鉴亭二大字于碑。”由此可知，康熙《遂宁县志》记载定明山麓佛寺“元废”的信息应是有误。

明代定明山麓佛寺仍沿称“南禅寺”，有明代刘天民《雨中得游南禅寺记》印证。但俗称“大佛寺”的现象，在明代已经比较普遍。如明代席彖《大佛寺留别之任夷陵》，席书《大佛寺送弟彖谪夷陵》，席春《大佛寺送弟彖谪判夷陵》，席和《过大佛寺偶成三绝》，席上珍《题大佛寺》，陈讲《偕席太常中大佛寺前游眺》，杨瞻《大佛寺次二檀韵》《大佛寺次素渠韵》，施天经《憩大佛寺读三席留题次韵》、杨恂③《书大佛寺石壁》等诗篇，都是直接称其为“大佛寺”。

清代以来定明山麓佛寺俗称“大佛寺”之风渐盛。如雍正、嘉庆《四川通志》中记载：“南禅寺，在（遂宁）县南七十里，俗呼大佛寺。”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中也说“大佛寺，在下县，唐咸通年间建……宋赐名定明院，明名南禅寺，今俗呼大佛寺”。

康熙《遂宁县志》、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光绪《遂宁县志》、民国《潼南县志》都以“大佛寺”的条目来记录史实。清初名臣张鹏翮在《次石壁三席诗原韵七绝三首》诗题中说：“雍正甲辰（1724）暮春，奉命还朝，重经大佛寺，追忆康熙壬戌岁（1682），同仲叔两弟侍先太傅，来观席文襄送弟梅山谪判夷陵诗”，也称其为“大佛寺”。

综合以上信息来看，明清时期，定明山麓的佛寺，正式寺额为“南禅寺”，民间俗称为“大佛寺”。至于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清张瑜在《重修千手眼大士傍镌石佛，约高八丈余，遂相传为大佛寺云。”这里明确指出，定明山麓佛寺名“南禅寺”，之所以又称为“大佛寺”，是因为“傍镌石佛”的原故。但寺额正式称呼，仍用“南禅寺”，这从清代傅城江“南禅院即景”一诗可知。

另，冯楫所撰碑记，原称《遂宁县石像记》，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著录时称《南禅寺记》，说明此间定明山麓佛寺正式寺额仍是“南禅寺”。光绪《遂宁县志》、民国《潼南县志》沿用。

民国时期，定明山麓佛寺的寺额，应该仍然为“南禅寺”，此由民国二十五年（1936）李竹平“题咏南禅寺五言”诗可知。

综上所述，南禅寺（南禅院）是定明山麓最早置建的佛寺，而今大佛寺区域，历史上只是南禅寺的组成部分。所以，有文献称今大佛寺区域为“大像阁”，有关诗篇及碑刻称今大佛寺区域为“大佛岩”“大佛阁”。

雍正《四川通志》之<古迹篇>中记载：“大像阁，在（遂宁）县南七十里黄罗崖上。”这里明确称今大佛寺区域为“大像阁”，并且视之为文化古迹。明代陈讲“大佛岩写景”，清彭端淑“过大佛岩”、汪世椿“登大佛岩言怀” 等诗篇称“大佛岩”。

乾隆十二年《遂宁县志》说：“石磴琴声，在大佛阁右。明宣德间，僧自江干凿石为磴，抵山顶，人履响应如琴声。”这里明确称五重檐阁为“大佛阁”。清张问安“过清崖，泊梓潼宫，将游大佛阁，寻石磴琴声诸胜会，雨阻不果” 一诗，也称为大佛阁。

从以上称今大佛寺区域为“大像阁”“大佛岩”“大佛阁”的情况来看，今大佛寺区域在当时并不是独立成寺，而是南禅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有将大佛寺、南禅寺分别记载的情况。该志中“大佛寺”条目的信息稍详，又特别将“南禅寺”单列条目，作了“南禅寺，在治南二里”的简要记录，大概是修志时缺乏实地勘察所致。

民国《潼南县志》已将定明山麓佛寺分别表述，如该志说：“大佛寺，县西三里，一名大像阁，在壁山下。山上有定明寺，一名南禅院，唐咸通年间建。” 由此可见，最晚至民国初年，世人已有将定明山麓佛寺分称为大像阁、南禅院的观念。尽管如此，世人仍然习惯将大像阁、南禅院统称为“大佛寺”。如该志说：“（定明）山上有庙三层，宋赐名定明院，一名南禅寺，今俗统称大佛寺。”

民国三十年（1941）《潼南县布告摩崖碑记》中说：“据大佛寺住持僧明性呈称，窃本寺系先朝古刹，上下两庙田土约五十余亩。”由此可知，此时已将定明山麓南禅寺、大像阁称为上庙、下庙，而上庙、下庙统称为大佛寺。

民国二十九年（1940），潼南县私立潼光初级中学曾与南禅寺住持僧明性签订租赁僧舍佃约，南禅寺住持明性、潼南县私立潼光初级中学校董会向潼南县政府递交核准申请时，该申请和佃约均表述为“大佛寺南禅院”①。因此时定明山麓佛寺已统称为大佛寺，私立潼光初级中学租赁的是上庙南禅院的僧舍，所以佃约中叙述为“大佛寺南禅院”。

从相关文献和碑刻来看，历史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大佛寺的寺额，然而将南禅寺称作大佛寺是明代以来流传民间的俗称，后来逐渐演变成将南禅寺、大像阁统称为大佛寺。

曾经被视为上庙的南禅寺，主体建筑遗址在今潼南区大佛寺后面定明山上，整体建筑坐西南向东北，与下庙大像阁相连接。临涪江河畔，已被拆除。据当地居民刘朝芳、万全福等老人回忆，拆除前共有三重殿宇。第一重名“金刚殿”,也就是山门殿，内供奉四大天王及金刚神像；第二重为“大雄殿”（当地俗称佛爷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坐像；第三重为“观音殿”，内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圣像。大约 1952 年至 1953 年土地改革时，三重堂殿内供奉的所有塑像被拆除，殿堂房屋改作粮食仓库，隶属当时潼南县粮食局管辖。1983 年潼南县粮食局为了扩建粮仓，由当时潼南县粮修厂负责拆除第一重殿堂。大约 1986 年底至1987 年初，再次扩建粮仓，由当时大佛粮站（潼南县粮食局所辖单位）负责，拆除第二、第三重殿堂。至此，原南禅寺消逝在大众的视野中。

今大佛寺区域，只是历史上南禅寺的大像阁，从建筑建制来看，并不具备完整寺庙的布局，因为它只是南禅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上庙南禅寺已不存在，南禅寺遗址即今潼南博物馆。大佛寺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后，为完善寺庙建制，又增建了部分建筑，增塑了部分佛教造像，昔日的下庙“大像阁”，成为了正式意义上的“大佛寺”，已在原“大像阁”悬挂“大佛殿”竖匾。

从大佛寺寺额称呼的变迁中可知，强化大佛在定明山麓摩崖造像中地位重要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大佛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民众对大佛信仰情感的增加也日益突显。

四、大佛文化核心精神（像与人）

   历史上定明山麓是潼南境内佛教文化最集中、影响力最大的区域。东岩、西岩摩崖造像沿涪江展开，山上南禅寺三重殿宇依西南向东北座落，山下鉴亭、大佛阁、观音殿、玉皇殿临江排列，是潼南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佛教圣地。

该区域自隋代开始有佛教造像活动，唐代至盛，宋代承续，明清一直持续不断。佛寺的置建自唐代中期以来，久盛不衰。特别是宋代大佛全像的圆成及大佛阁竣工，更是这一地带佛教文化繁盛的标志。

前辈先贤以大佛阁为核心，一方面在右侧增建观音殿、玉皇殿，另一方面改五重大佛阁为七重檐阁，在大佛阁正面扩建殿堂，让大佛阁更加雄伟壮观。为了让大佛全像庄严肃穆，自宋代以来，共有五次穿金活动，令瞻礼者心生欢喜，逐渐形成以大佛为核心的佛教圣地。800 余年来，大佛文化成为凝聚潼南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

在定明山麓，自隋代造像、唐代建寺、宋代大佛圆成建阁，之后数次为大佛穿金活动持续不辍，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民众在该地区为佛教文化的传承而精勤接续？这从冯楫的碑记中，或许可以窥知其精神，如该记中说：“（大像）未开之前，有瑞莲以启瑞；既凿之后，流水木而建阁。颇有灵应，正遐迩祈求之所。于是居者求福，行者求安，耕者求丰，蚕者求熟，无官求官，无子求子，病者乞愈，产者免难，旱者祷雨，涝者祈晴，无不如意。况复使人人睹像生善，一瞻一礼，从此进修，如《法华经》所谓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以此供养像，渐见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古人于此镌像，岂徒然哉？后人复成其志，令瞻睹而发一善心者，究竟成菩提而后已，利益安有既也？”

碑记中提到的大佛身像“未开之前，有瑞莲以启瑞”，大佛全身展开之时，“流水木而建阁”，旨在表明定明山麓是有灵感之地，所以莲开瑞相而促成大佛身像雕凿的重启，洪流携巨木而至奠定了大佛阁营建的基础。正是有这样的灵感，大佛雕凿圆成穿金之后，大佛阁便成为了远近民众“祈求之所”。千百年来，佛有灵感之中，所求者内心诚敬，是成就感应道交的双向链接。是以“居者求福，行者求安，耕者求丰，蚕者求熟，无官求官，无子求子，病者乞愈，产者免难，旱者祷雨，涝者祈晴”，善信人等果能诚敬于心，所求自然“无不如意”。

佛本无相，佛像的应运而生，是表法的方便法门。善信人等拜佛，是对佛的恭敬，是要践行佛的精神。大德先贤们雕凿潼南大佛，就是为了让世人“睹像生善”，在“一瞻一礼”之中，内心与佛的悲智相应而心存善念，发乎善行，“从此进修”，乃至“渐见无量佛”，最终达到“自成无上道”。

所以依潼南大佛而形成的大佛文化，其核心精神在于启发广大善信内心诚敬和心存善念，引导广大善信不仅只是“求佛”，而是要践行佛陀的慈悲和智慧，学习佛陀的言教和行愿，在利益众生中不断增胜，最终实现“成佛”的宏愿。

为了让大佛文化的核心精神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弘扬，冯楫在碑记的最后，以像赞的形式总结得最为妥当，赞词曰：

路傍石佛几百尺，巍然晃耀如金山。往来无不获瞻睹，合十指掌敬慈颜。

睹相生起一善心，从此进修超人间。佛与众生同一性，众生学佛初不难。

今因见佛便学佛，一念休歇即涅槃。古人造此岂无意，后人继成古人志。

今古皆同此个心，此心便具佛悲智，悲智既具即是佛，镌出佛像普开示。

要使遐迩觐见人，悉皆成佛志乃遂。是像利益畴可量，书尽海墨莫能记。

我赞大地一尘分，愿扬此像同无际。

内心诚敬和心存善念的核心精神，不限于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价值，也具有社会公共性的文化价值。也正是在大佛文化核心精神的激励下，一代代大德先贤们为大佛及大佛阁的庄严，始终接力前行，才有今天潼南大佛文化的昌盛。

结 语

在今潼南定明山麓，形成了以大佛寺为核心的佛教文化区域，大佛在定明山麓佛教文化区域内的象征意义也十分明显。近年来，以大佛阁为核心，规划新增了相应的佛教建筑、造像和配套设施，现代意义上的大佛寺正在不断完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延续过去大德先贤们的精神，深入挖掘定明山麓佛教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包括艺术、文化、历史、信仰在内的大佛文化，让大佛文化融入时代价值，是当代潼南人应肩负起的历史使命。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潼南区文管所徐林老师、潼南区人大罗钦全先生等朋友、潼南档案馆的帮助，谨此致谢。）

① 作者冯楫（？—1153），字济川，遂州小溪人（今蓬溪），政和八年（1118）进士。号不动居士，佛法造诣颇深，尤醉心禅门，初参佛眼清远禅师有省，后受大慧宗杲禅师印可。累官至敷文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绍兴时任泸南沿边安抚使、知泸州。另撰有《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阁记》。康熙《遂宁县志》、光绪《遂宁县志》、《居士传》有《冯楫传》，有诗文入《全宋诗》《全宋文》，可参阅。

② 赵沂，生卒年不详，长江县（治所在今四川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人，北宋宣和三年（1121）进士。累官至左朝请大夫、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

③杨恂，民国《潼南县志》误记为“王恂”，光绪《遂宁县志》载“书大佛寺石壁”诗为杨恂作。杨恂，礼部尚书杨廷仪之子、杨升庵的从弟。像记》中说：“梓潼镇北上约二里许，有南禅寺古刹也。因